中国正加速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人口快速老龄化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应对老龄化已经非常迫切。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对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都带来一些根本性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也越来越显著而不可忽视。
老龄化的经济问题
早前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内部会议上，世界最高决策者们首次着手解决与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有关的经济问题，将老龄化问题列为全球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预期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正在导致西班牙、意大利和韩国，以及包括巴西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预计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20亿，是2017年的两倍多。而目前许多国家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及时更新养老金和就业体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这将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严重的财政和债务风险。对此，作为东道主的日本经验较为丰富，其财政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各国必须做好准备，在人口老龄化现象抬头、给经济造成压力之前就应采取行动。会后，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如果老龄化问题在你变得富有之前就开始显现出它的影响，那么到时候，就真的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了。”最近的《财经》年会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进行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格林斯潘再次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对储蓄投资的挤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话题。在理论上，从供给端看，人口老龄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并降低生产总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升温，非劳动人口比例的增速也不断提高，就业人员增速趋于回落，劳动力收缩愈发严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口老龄化也会对劳动质量产生影响，老龄人口就业也会越来越多。对需求端来说，人口老龄化对社会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结构的改变，消费需求上升而投资需求下降。一方面，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消费习惯不同，因而消费的结构也发生改变。另一方面，劳动人口往往会增加储蓄并通过金融机构转变为新的投资，而非劳动人口会将此前的储蓄转变为新增消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一增一减。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放缓容易被理解，但它带来的变化可能不止于此。在格林斯潘看来，21世纪最大的特征是人口老龄化，这也是美国甚至全世界投资萎缩的原因。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为人口老龄化，美国、英国等社会福利支出出现显著增长，福利支出挤占了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进而挤出了国内投资总额，形成了经济长期放缓的趋势。而且格林斯潘预计，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世界很有可能会进入通胀的压力之下，而非现在通缩的压力之下。
日本的老龄化对策
日本政府日前提出再次延长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70岁。近年来，日本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带来了劳动力短缺、养老金不足、老年人收入低等一系列问题。鼓励老年人延长工作时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问题，但并非治本之策。在日前召开的未来投资会议上，日本政府确定了今年夏天即将出台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主要内容。其中，为应对人口减少问题，日本政府提出再次延长退休年龄，争取延长至70岁，同时鼓励兼职和开办副业。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国会上修改《老年人就业安定法》，分两步将退休年龄最终延长至70岁。另外，延长退休年龄，实际上与养老金入不敷出有直接关系。随着社会持续少子老龄化，日本养老金早已捉襟见肘。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约为94.1万人，死亡人数约为134.4万人，日本人口自然减少40.3万人。这一年，日本新生人口数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低；人口自然减少指标首次超过40万。虽然日本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强调了会议重点是延长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如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才是日本社会关注的重点。日本政府计划鼓励城市职工利用周末到农村或偏远地区企业兼职，政府将向地方银行、人才介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自2012年底安倍执政以来，每年都出台新经济增长战略，今年将出台的是第七个版本。但多年来，战略口号多，落实少，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只有1%左右，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创新能力是支撑日本经济今后发展的重点。不仅格林斯潘关注老龄化的影响，也有学者注意到日本经济发展结果与人口迅速老龄化存在紧密联系。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内的众多决策者花费多年时间，思考日本在1990年金融泡沫破裂后为何会陷入通货紧缩。他们认定，日本降息决心不足，也没有及时清理银行坏账。眼下距离2008年危机已有十年以上，大西洋两岸的通胀率却同时低于目标。欧洲央行深陷负利率泥潭，而美联储刚刚达到2.25%至2.5%的利率峰值就开始降息，这一趋势被许多投资者戏称为“日本化”。
各国决策者担心的是，陷入日本那样的长期低通胀和低利率局面，导致国家在经济形势走软的时候没有刺激经济的空间。但是许多日本问题专家认为，日本经济发展结果与人口迅速老龄化存在紧密联系。曾担任日本银行副行长的西村清彦认为，日本通胀率和利率下滑的根源在于人口状况，而类似情况正在其他国家出现。西村清彦表示，日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接受这样的人口前景。曾屡屡有人预测说出生率将很快回升，这就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因为企业以为人口会增加，于是错误地扩大投资规模。在西村清彦看来，症结并非人口减少，而是人口老龄化。发达国家将在未来20年经历严重老龄化。
西村清彦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于其老龄化速度会比日本慢，但美国没有那么多私人储蓄可以依赖。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得到了缓冲机会，因为世界其他地区迅速增长，仍能提供很高的投资回报，所以日本可以输出资本。今天的美国和欧洲很难做到这一点。不过，人口论在日本仍存争议。从简单的数学逻辑来讲，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增长放缓和经济规模缩小，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但这是否不可避免地造成超低通胀率和超低利率，仍然存在争议。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谈及中国，格林斯潘表示，过去5年间，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增速来看，中国始终位居首位，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美国，这也是中国实际人均GDP和生活标准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正在以与美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挤压储蓄总额的空间。但要阻止投资放缓、生产力增长放缓，尽量不要让社会福利挤压国内储蓄的空间。就中国而言，虽然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上升期，但也在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了0-15岁的人口。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0-15岁（含不满16周岁）24860万人，16-59岁（含不满60周岁）89729万人，60周岁及以上24949万人。这意味着，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了0-15岁的人口。——老龄化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中国正加速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有分析认为，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2.55亿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至17.8%左右；高龄老年人将升至2900万人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达1.18亿人左右，老年抚养比将提高到28%左右。而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应对老龄化已经非常迫切。
北京市的老龄化程度也正在迅速增加。根据《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8）》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每4名北京市户籍人口中就有一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增至349.1万人，较上一年增长了4.7%，快于同期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1.2%）；女性老年人占比高于男性，占比52.6%；8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58.4万，较上一年增加了2.7万人；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共计928人，较上一年增加了95人；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82.20岁，较上一年增加了0.05岁。市老龄办预计，到今年年底，北京户籍百岁老年人有望首次突破千人。
从2018年北京市的老龄化程度来看，在“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北京市几乎可以肯定会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即超过20%的人口年龄超过65岁。要指出的是，这一趋势显示了北京市人口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北京市的老龄化负担将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迅速增加；二是以现有的户籍政策和人口疏解政策，北京市面对超级老龄化的政策应对将难以持续。
人口老龄化不仅出现在一些发达的一线城市，甚至在重庆这样的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近日发布的《重庆养老服务发展蓝皮书》显示，2018年重庆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到了719.55万，占总人口的21.13%。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516.24万，占比为15.17%。据重庆市预计，到2020年全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80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2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口老龄化率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并非最高，但是重庆面临一个问题：老年抚养比逐年增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排名全国第三。从全国的数据来看，重庆的老年抚养比一直不低，2018年，全国老年抚养比为16.77，重庆的老年抚养比在2018年达到21.09。这一数据在全国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山东和四川。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户籍人口老龄化远远不如一些城市，比如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34.4%，高出重庆十余个百分点，但是从老年抚养比上看，重庆却明显高于上海，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出和城镇化水平低。
数据显示，重庆的户籍人口在3400万以上，而常住人口2018年为3101.79万人，长期有数百万人在外工作。而这又是与重庆的城镇化程度有关。重庆是一个明显的城乡二元体构成城市，2018年，重庆市主城区常住人口达到875万人，重庆2018年的城镇人口占比为65.5%。这就意味着，重庆仍然有大批人口生活在乡村，需要通过流入到重庆市区或者其他城市，以获得更高收入。由于城镇化尚未结束，大批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城镇，如何创造合适的工作岗位，成为这一城市的发展和改善抚养比的关键。
安邦智库认为，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投资的放缓，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也与老龄化的长期影响息息相关。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一个长期因素。当然，中信证券的研究就认为，目前中国当前的老龄化对通胀的拉动效果不强，这可能与通胀形成的因素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阶段有关。
老龄化的影响
不过，老龄化带来的就业和投资的长期问题也不是没有积极变化，比如就业年龄的延长会对劳动力人数的减少有短期的缓冲作用，而科技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也会提升生产力。而老龄化与通胀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过去前所没有的变化不可忽视，需要引起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
格林斯潘一再谈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投资的影响，这表明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的人口变化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忽视的变量。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和投资活动已经越来越受到了这一长期因素的制约。这种变化的趋势也需要加以认真的研究和应对。
事实上，老龄化的问题并非仅仅影响财政政策一个方面，它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安邦智库研究人员看来，面对老龄化这项挑战，每一座城市都要在规划原则和方法上提早布局，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初期将老年友好策略纳入规划。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坚持把这一理念渗透到户外空间、建筑、交通、住房、社会参与、社会包容、社区参与和就业、交流和信息、社区支持和卫生服务等城市各种相关主题的设计中。
